研究西南马的起源,就必须根据马的驯化是起始于旧石器时代,完成于新石器时代这结论,来探求这一时期西南地区有无野马的资源和人类对它是否进行了驯化。下面就依次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1.更新世晚期,西南地区巳不存在野马

　　1.1史前西南地区野马演化与灭绝

　　在古生物学界,云南野马一直作为第四纪早期的代表动物,云南野马是原始的真马,体躯中等到小型,由于具有一些野驴的性质,裴文中先生认为云南野马“是比较稀少的种似驴似马的马类”。

　　云南野马化石在早更新世出土的量大,而且分布范围广。云南中甸民西乡,广西柳城巨猿洞,云南昭通后海子,湖北建始县高坪,陕西汉水上游,鄂西清江地区的洞穴中都有发掘。

　　在华南(含西南地区),中更新世动物群的代表是贵州黔西观音洞动物群,广西巴马巨猿动物群,四川盐中沟动物群,这些地区出土化石数量都很大,但只在黔西观音洞出土枚马牙化石。作为华南晚更新世动物群的代表是广西柳江动物群,四川资阳动物群和广东马坝动物群,也只在资阳出土了数枚马牙化石。由此可见,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野马分布范围在逐步缩小,数量也明显减少,出现了不适应生态环境条件的迹象。张兴永先生根据华南晚更新世动物化石出土地点多数量大,但仅有几枚马牙化石而无马化石认为,迟在115000年前,野生马种在本区内可能已灭绝或北迁。

　　1.2西南地区野马灭绝原因

　　从第四纪起,由于欧亚板块的相互作用,剧烈的造山运动使喜马拉雅山逐渐上升,形成了我国西部的高山和高原。至晚更新世时,地壳运动加剧,地势继续上隆,形成了众多陡峭的高山和深切的河谷,阻断了由北而来的寒冷气候和冰川影响,在南方形成了热带亚热带湿润的山地和森林生态环境,这一时期华南(西南)最普遍的动物群,主要为林栖动物,也有一些沼泽、水边生活的动物,生态条件都不利于喜干冷环境的草原动物马的生存和繁衍。李炎贤先生在分析贵州黔西观音洞动物群中仅有一枚左上第一前臼齿的马牙化石时,也同样认为这同缺乏广阔的草原有关。林间平地和草坡上生活,不易取得食物,有效避敌和大量繁殖。物竟天择,致使野马逐渐衰落而灭绝。

　　2西南地区无早期人类驯化马的历史

　　家畜的产生有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这项工作,直至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才有了初步结果。

　　2.1旧石器时代

　　这一时代几乎与更新世同一时期。如前所述,马的初期驯化,游猎和游牧是最为重要的方式。我国的北方,考古表明马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典型动物。山西峙峪遗址就发掘了130多匹野马和90多头野驴的牙齿化石。山西阳高县许家窑以及辽宁古龙山也分别出土360多匹和140多匹野马的牙齿化石。其数量之大被考古学家戏称为“猎马人”,表现了对前驯化动物猎获的专一性。在南方(包括西南)虽有归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但没有同古人类化石,一同发掘出的马化石。

　　猪为我国南、北方的新、旧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动物,学者研究也表明,北方、南方都是我国家猪起源的中心。这表明了猎获前驯化动物的专一性与家畜起源进化的关系。

　　2.2新石器时代

　　在西南,云、贵、桂诸省区遗址发掘表明,新石器时期这里远古的居民是以石器为主要工具,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主要种植水稻,并饲养了猪、狗、牛、水牛、羊、鸡等家畜家禽,唯独没有马,也无驯养马的迹象。这一内在因素,与马的驯化与畜牧文化密切相关,有着重大差异。

　　2.3西南马并非来自南方

　　我国原有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即仰韶文化系统,青莲岗文化系统和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20世纪70年代又在长江下游发现了河姆渡遗址。仰韶文化系统广布于黄河流域,在此基础上分化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当仰韶文化向中原发展后,仍留在甘、青、藏地区的仰韶文化分支形成了氐羌文化系统。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至新疆地区。该文化系统的先民是马的驯化者,又是马车的发明者。我国广大南方地区,则分布着河姆渡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系统,它们主要由百濮和百越两个民族族群组成,分布在江汉地区和长江流域。

　　西南马产区的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西部,处在仰韶文化系统和青莲岗文化系统交叉地区,其北部是甘、青、藏地区的氐羌文化,东部为百濮文化,东南部为富越文化,所以这一地区文化,明显受到上述诸文化的影响,具有上述各文化系统的特征。关于氐羌文化的影响,后面要重点谈及。而百越文化是从广东开始沿广西左右江流域向西传播到云南,贵州。自古以来,越人便是以种水稻为主的农耕民族,虽有畜牧,但不养马。《华阳国志》记载濮人也非养马民族,到魏晋时,濮称为僚,仍少有养马。虽然百越和百濮较早进人西南地区,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马匹带入西南地区。西南马并非从南方传入。

　　毗邻西南的两广,地处岭南,秦汉时赵佗立号南越,作为战略物资的马匹仍需从中原输入,可见当地也少有养马。

　　3我国家马起源于北方

　　3.1北方野马资源

　　如前所述,在中更新世以后,南方的生态条件就不适合马的生存和进化,使野马渐趋灭绝。而北方则相反,气候向干燥、凉爽方向变化,森林减少,地势起伏不大,有广阔的草原,形成了有利于马生存的生态环境,使野马得以继续进化。从发现的早更新世的三门马(以河北阳原泥河湾动物群为代表),中吏新世的三门马(周口店动物群和大荔动物群为代表),晚更新世的普氏野马(以内蒙古红柳河萨拉乌苏动物群为代表)得知,它们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广大地区,存在时间也很长。同期还发现了似乎属于过渡型的,数量不多的山西平陆的黄河马( Equus huanghoensis)以及大连马( Equus dlianensis)。

　　在天山西端,以中亚吉尔吉斯为中心,在西到西欧,南到高加索,东及我国新疆、内蒙古及蒙古的广大区域,一直分布着鞑靼野马及它们的祖先。

　　上述普氏野马和鞑靼野马两种野马资源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重叠、交错分布,是我国先民早期驯化马的丰富资源,使之成为世界家马起源中心之一。这些条件,西南马产区不曾具备。

　　3.2驯化

　　马比其他家畜驯化稍晩,但也是在新石器时期驯化成功的。距今6500年,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就有不多的马骨出土,由于标本量少,因而不能肯定为野生种,但也不能排除为驯化种的可能。公元前2900~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遗址,马的遗存仍然不多,仅鉴定为马属,还难以确定种名。汤阴白营遗存的马,也不能确定种名,是否为家马也无定论。西北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公元前1890~公元前1620年),甘肃永靖泰魏家也有马骨出土,按照此时殉葬家马习俗的特点,可以说明齐家文化时期已有家马了。但是谢成侠先生不拘泥完全凭信于考占资料,根据六七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完全是草原,半坡遗址已处于定居的环境这一事实,提出了西北地区新石器时期,家马可能出现的更早些。内蒙古阴山的岩画,也表明新石器晚期已有家马在此。

　　4西南马随古羌人南迁而来

　　4.1羌人南迁

　　家马是人类活动的文化产物,自它被驯化后,就与野马不同,不能随意四处迁徙,特别是从此地到彼地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人类的制约,基本上随人类的迁徙而迁徙。

　　古羌人是我国古代西部影响较大的一个民族,相传与夏、周两族有着族缘关系。从大禹治水殷、周直至春秋、秦晋争霸,部分羌人曾以不同名义向东方迁移,多被汉族所同化。向北又被强大的草原民族(匈奴祖先)所阻挡,仅向西扩展到新疆南疆(诺羌)广大地区。为了求得民族生存和进一步发展,从新石器时期起至青铜器时代的漫长岁月,古羌人就从中心游牧地青梅赐支河、黄河、湟水地区,通过“川康民族走廊”,即顺青藏高原东麓的三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地区的河谷南下,至西南各地。西汉以前称之为崔人、昆明人、笮人和冉骁部族都是顺该通道南下的古氐羌人的后裔。古羌人南下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形成和历史、文化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羌马也随着古羌人来到了西南各地。

　　史有记载的古羌人南迁在公元前384年,据《后汉书·西羌传》奉献公刚继位,羌人首领印,为避秦伐,率同族经上述“走廊”,西(南)下数千里,子孙分三支,各自为种,支在西昌东越崔羌,称“牦牛种”,一支在川西北广汉羌称“白马种”,一支在甘肃东南武都郡称“参狼种”,各有部落名号,现三地均为产马地区。这次古羌人南迁,不应看成始于此时,从考古可知从新石器起就有古羌人南迁,此次记载,只是证明“走廊”存在和古羌马在西南地区分布之广泛。

　　4.2马在西南地区的出现

　　据考古发掘,春秋时期,西南地区还处于青铜、石器并用时期,云南西北剑川县西湖遗址中,发现了距◇3100年的家马骨骼。距今2900年的滇西北、川西北的石板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铜泡马饰,这与同时期甘、青地区卡约文化遗址中出土相同,都是属于马头的装饰品,这表明马进入西南不久即进入了役用阶段。《汉书》对西南养马,记载最早,其中《汉书·西南夷·两粵·朝鲜传》记有:“及汉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棘僮旄牛,从此巴蜀殷富。”两汉巴蜀商人贩买笮马而殷富,表明笮马的数量一定不少。无论是考古发掘和史书记载均表明西南家马最早出现在西北部,这也说明,西南马来自西北地区,由古羌人南下带来。

　　4.3西南马的分布

　　现今西南地区养马民族主要是彝族、纳西族、藏族和白族,它们均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族,学术界已公认,彝族、纳西族、藏族的族源都源于古羌人。关于白族的族源争论较大,但多数人认为,源于古羌人的可能性更大些。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是养西南马的主体民族。所以,马随古氏羌人进入西南地区后分布范围不断扩大,这种分布,主要随古氐羌人及其后裔的迁徙而扩展,经过长期的努力,逐步形成了西南马分布的格局。

　　5西南马的形成

　　首先,是风土驯化。家畜的风土驯化,其标准是家畜的种群,在新的环境条件下能否生存、繁殖,正常地生长发育,并能保持其原始品种的特征和生产性能。如果新环境条件与原来环境条件差异过大,就会使家畜在生理上受到很大负担,最后因不能风土驯化而发生退化现象,导致引种失败。如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泉州设立万安监牧,“经年无生息”;南宋时,因苦于市马之累,立志在南方办马场,规模大,但效果差,“马产驹五分,及毙二分以上”,“牡牝千余,才生三十驹,而又不可用”,最终归于失败

　　马随古羌人进入西南,其环境由辽阔的草原变为多山的草坡,由寒冷干燥变的温暖和较潮湿。多湿对马有害尤甚,影响生长、繁殖,但因西南地区海拔高,有强烈的蒸发作用,日照充分,大大减缓了潮湿对马的不利影响。这是江南所不具有的,也是使马在西南地区较顺利风土驯化的原因。

　　第二,自然选择也是西南马形成的主要因素。生态学上的适应是指动物受到内外环境刺激而产生的生理和遗传的反应。西南马窄胸和刀状肢势以及体躯矮小,这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山坡吃草,窄胸和刀状肢势,有利于站立平稳。身体矮小有利于崎岖山路上拐弯,也有利于单位体重的散热。在这一环境长期作用下,逐步淘汰了不适应个体,留下了适应的个体定向的向适应新环境方向发展。

　　第三,人工选择加快了西南马形成过程。西南地区的先民非常重视幼驹的培育,《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为了弥补初生幼驹赢弱的体质,补饲长达三年。幼驹出生三个月,就选择良驹调教,以适应山地环境。居住在洱海的白族先民改进了游牧的习俗进行了舍饲,使马的生长发育,选种选配受到人为的控制,所产大理马也为西南马系统中优良品种。

　　第四,国家的介入,促进了西南马品质的提高。《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朝迁在越西郡(今四川凉山州)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及在益州郡(今云南)置万岁苑和在犍为郡(今四川宜宾)置汉平苑,设立国家马场,南诏国也专门设官主管马事。宋代,朝廷大量向西南市马,在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设市。明王朝在川陕设立五个“茶马司”进行茶马交易。上述国家所釆取的措施,对优质良马的培育,无疑起到了鼓励的作用。

　　现在的西南马无论在外形和性能上,与甘青地区西北马相比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了遗传适应,即决定种群特性和性能的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发生了变化,并一代代遗传下去,形成了新的种群,产生了西南马。